口述|首例“凍卵案”原告徐棗棗:我并不自信

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寧 實習生 藍澤齊

2020-01-07 06:13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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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法庭之外接受大量的媒體拍攝,徐棗棗(化名)顯得特別淡定。
2019年12月23日上午,她作為原告提起的“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開庭。
2018年底,時年30歲的徐棗棗去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咨詢凍卵事宜。經檢查,醫生確認她的身體狀況符合凍卵要求,但由于原衛生部于2003年頒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規范》,醫院拒絕為她提供凍卵服務。之后,徐棗棗以侵犯生育權為由,將醫院告上法庭。
前述規定禁止醫療機構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2019年11月,湖北省衛健委曾叫停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生殖醫學中心面向單身人士提供的凍卵業務。
徐棗棗說,她在咨詢凍卵的過程中再次體會到自己因單身而產生的焦慮、不自信。她曾經反復與這種情緒作戰,最終選擇用一場官司為自己正名。
以下是徐棗棗口述:
【一】
我沒結婚,也不特別喜歡孩子,我近幾年忙于事業。但我知道,我的想法未來也許會變。25歲的我想不到今后事業上能有發展,但也想不到后來的我對自己的身材和外貌都會感到焦慮。以此類推,也許再過五年,我想要的東西就又會不一樣,到時候我的卵子質量恐怕不及現在的好。這是我一開始想去凍卵時的想法。
就醫的過程本身讓我有些不舒服。我第一次去醫院咨詢,生殖科的醫生是一個有點年紀的女性。除了我,其他在候診區等待的都是不孕不育的夫婦,我覺得有些格格不入。輪到我了,醫生問清楚我是單獨來咨詢凍卵的,就勸我找男朋友,結婚,生孩子,用的是一種耐心勸告的口吻。她一共只說了大約五六分鐘的話。
我并不是不喜歡這位醫生。她看起來特別溫柔,情商又高,說話有門診醫生特有的簡潔。但她拿一種“真是胡鬧”的眼光看著我。我后來去了第二次,是去看卵巢檢查的結果。她告訴我,卵巢健康水平很好,很適合生育。但是現在國家不允許單身女性凍卵。然后她接著勸我早些結婚生子。
她一直勸,我有一種“被看低”的感覺。我就問,咱們醫院的凍卵條件怎么樣?這個政策以后能不能開放,我還得等多久?
醫生看到我這個態度,就不再提結婚的事。她說,這個技術相對比較完善,但公立醫院沒有給單身女性開放人工生殖輔助技術的先例,私立醫院我要自己去問問;現在二胎已經開放了,以后人工生殖輔助技術對單身人群開放也有可能。我說,其實社會上有很多與我相似的單身女性,對于這塊的需求很大。醫生說,她了解這個情況,但是現在沒有辦法。
我就覺得窩火。這種憤怒無法向醫生表達,因為她態度是很好的,這不是她的錯。我平時會看些女權相關的公眾號,后來去搜集了些國內外生育政策的信息。我發現,談到生育的問題,人口學家總是在說,出生率太低了,對于國家來說,這樣很危險。我讀了也覺得不舒服,我覺得這是站在社會的角度要求女性如何生活,不是在為女性考慮。
再之后我參加了一個女性社會學家的講座,她的研究也是針對人口政策的。我發現,她同時關注到女性的角色變化。她舉的例子我已經記不清了,但記得她談到了家務分工,談到了與異性溝通方式的變化,都是從女性福祉的角度出發。
我感到很振奮,又回憶起在醫院的那些不愉快。我覺得,從我自己的權益角度出發,我想保存我生育能力的想法并不荒謬。大約是這個樣子,我下決心爭取在國內凍卵,要爭取獲得我的權利。
【二】
我有個朋友是微信號“多元家庭網絡”運營團隊的志愿者,那位女性社會學家的講座就是他們組織的?!岸嘣彝ゾW絡”的人都知道我凍卵失敗的事。也是通過公眾號組織的活動,我認識了我的訴訟律師。
2019年三四月份,我下決心要爭取凍卵權益。我也考慮過要給人大代表寫信,不過這時候已經開過“兩會”,時機不是太好。
律師建議我將醫院作為訴訟的被告,因為從始至終,只有醫院與我有過直接的接觸,他們拒絕給我凍卵。律師向我解釋,必須是政府部門直接拒絕我,我才能打行政訴訟,現在這種情況不行。
一開始,律師覺得應該把案子當成醫療糾紛。收集證據沒花什么功夫。當時我幾次去咨詢凍卵,都給掛號單都拍了照,做檢查、被拒絕的過程都很清楚。原先我把凍卵看成是我人生的一件大事,想要留下紀念。這些照片都是證據。
因為我咨詢的北京婦產醫院分院在東城區,我們先是去東城區法院立案的。第一次去立案庭的時候,我抱有比較大的希望。我到了立案的窗口,先遇到的立案法官是一位年輕的女性,她了解完我的訴求,關閉了固定在桌上的話筒,就離開找人商量。她回來后對我們說,有一個類似的案子正在高院討論,你們這個案子也許能立案的,先回去等一等。
回家等了一個多月,我沒有收到任何消息,就決定再跑一次東城區法院。這次的法官是一名年紀比較大的男性。他把我請到一個小房間里,與我談了大約十分鐘的話。他先說,醫療糾紛的案由不成立,你只是掛了號,不算與醫院有合同關系。
他接著說,上一回提到的高院案子是一個女性丈夫去世了,她想解凍早先的凍卵,與我的情況不一樣,原衛生部有明文規定,沒有結婚的人是不能凍卵的。
我和律師當天下午又去了海淀區法院,因為我在北京的居住證是在海淀區辦的,我們想嘗試在海淀立案。但海淀區法院的立案庭很明確地說,必須在被告的所在地立案。
這時候我已經想放棄了。幾次去法院我都提前準備材料,上午8點多就趕到立案庭,然后安檢,排上很久的隊,最后只能說上不到10分鐘的話。
我以為這件事沒希望了。后來一次我去出差,律師突然給我發了一張照片,是一張立案通知書:我們的案子在朝陽區法院立案了。我當時在外地,正和朋友在咖啡館談事,看到消息的時候,忍不住嘆了一聲:“天啦!”
朝陽區法院的民事傳票 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朋友看到我這么開心,也有點詫異。他說,又不是勝訴,有什么可高興的。我就解釋這個案子的前因后果,我說,這個案子立案就很困難,而且我打這個官司是希望推動政策變化,這是一個有象征意義的案子。
律師發現,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的注冊地在朝陽區,不在我原先去咨詢的東城區,于是她去朝陽區法院立案。因為前一次東城區法院的法官提出我們與醫院之間不存在醫療合同,律師索性把案由改成了人格權糾紛,人格權包含生育權及選擇生育方式的權利,這是《民法》的精神。
后來開庭,被告律師主要的意思是,醫院只是執行規定,還提到武漢曾有過一家醫院為單身人士提供凍卵服務,受到處罰。我們的意見是,無論有沒有規定,我的人格權是不可侵犯的。另外,我們也提交了衛健委官員接受采訪的新聞報道作為證據,里面提到衛健委將“加強調查研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切實保障女性生育權益”。
【三】
我長期處于身為女性的不自信里。我讀研究生時對這件事有了自覺,后來到北京工作,“不自信”才有所好轉。
我去北京婦產科醫院就診的時候,處在很多的不孕不育夫婦中間,我聽見護士熟門熟路地與他們說話。雖然我很確信自己現在不愿意結婚生子,但處在這種環境里,還覺得有些惶恐。到了診室,我說我單身,我要凍卵,后面排隊的夫婦都有了很不耐煩的肢體語言,醫生呢,勸我結婚。
這時候我更加惶恐。我雖然不認同醫生的說法,但沒有能力開口反駁,我當著這么多已婚夫婦的面,說不出我現在不想結婚生子,這樣的話說出來好像很可笑。這樣才有被正式拒絕以后,我特別窩火、特別想要反擊的情緒反應。
我是在東北某個省會城市長大的。作為獨生女,我從小無論是教育上,還是生活上得到的資源,都比前幾代的女性多得多。但回憶起來,我仍然覺得家庭和社會都在把我往一個比較乖巧、善解人意的女性形象去培養。社會一直教我要以他人的感受為中心,久而久之就喪失了對自己的關注。
上學的時候,老師對男生的期待比較低,如果男孩子表現得乖一點,就可以得到重點的表揚。如果有男孩子參與選班長,比較容易獲得正班長的位置,我這樣成績好的女孩子呢,就只能當副班長。老師常說男生一開始學習成績不行,后面的就會慢慢地趕上來。
我讀初高中的時候,同桌的男同學說了一句笑話,我跟著笑了,老師就會直接批評我:“你一個女孩,你得要點臉?!逼鋵嵗蠋煻贾牢沂且粋€很乖的女生,但他們對男生更寬容,對女生就要求更多。有時候我在教室里比較活潑,老師也會提醒我,女生不應該瘋瘋癲癲的。
那時候還比較流行男生女生“一幫一”。有的男同學不愛干凈、不打掃自己的座位,老師就會挑一個乖巧的女生去“看住他”。用老師的話來說這叫“以靜制動”。但今天回憶起來,女生為什么不能把時間放在自己身上?這樣“看住”同桌久了,這變成我的義務。而且我變得特別在意他人對我的看法。
徐棗棗前幾年的照片,她留著長發,穿裙子。

25歲的時候,我在讀研究生,開始閱讀一些女性研究的書。那時候,我的導師很喜歡給女學生介紹對象。好幾次同個導師的學生聚餐,老師都提到要介紹我們與其他院系的男生認識,搞聯誼活動。我只能打打哈哈,但其實我很不樂意。
我感覺老師這是一種關心,但又是在對我說教,希望我服從他。人情上的壓力讓我感到很難受??晌易霾坏介_口推辭。
那時候研究生大多是女生,但畢業后搞科研的還是男性居多。身邊的人總覺得25歲的女同學應該趕緊找個對象、找個穩定的工作。這當然是不公平的性別文化,但有時別人單指著我勸我,我感到不知所措。作為女孩子,我已經被培養得很不自信。我逐漸地意識到這是整個社會機制的問題。
我記得,我的案子開庭,法庭上談到原衛生部的規定侵犯到我的人格權,我的律師好像說了句“法律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的腦子嗡了一下:為什么“小姑娘”一定是“任人打扮”的,是不是“小姑娘”一定很柔弱,聽人指揮?
在我讀研以前,我工作過不到一年時間。剛畢業的我留長發、穿長裙,單位前輩就喊我“小姑娘”,然后吩咐我泡咖啡、收拾桌上的瓜子果殼,他們認為這是女生該做的事。
我覺得像我一樣長大的女生一定要時時提醒自己,尊重自己的看法,才能減少這種張口結舌的時候。
【四】
我現在正處于事業的上升期。職位晉升以后,我有團隊配合我,實現我的想法。我覺得我比起25歲時更有自信、更有希望。我也比原先的自己更有野心一些。
有一回,我有個朋友被問想不想生孩子,她說想;然后,問什么時候想呢,她說一年大概會想12次左右。
我承認我也是這種情況,有時我生活狀態動蕩,或者在特殊的生理期,我會有一些很感性的時刻,但我覺得要區分這個東西是你真實想要的,還是你只是想借此逃離孤獨和不穩定性。
我認真考慮過怎么教育孩子。我一定不能像我的父母那樣管教我的小孩。未來我如果生育了,我會尊重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對這個世界的各種好奇,而且給他充分的信息。
但我還不知道我未來是否會生一個小孩。我還沒有充分地滿足自己對世界的好奇,我還有很多的可能性。如果我現在生育,我的人生道路可能跟我的一些朋友一樣了——在一個小城市里,先找一個穩定的工作,然后找一個人結婚,生完一胎生二胎,短期內回去工作的可能性變得很小。我的那些朋友們,有的開始做微商了,有的變成了代購。
我有個朋友就開始做微商。我以前喜歡救助流浪貓,她領養了其中的一只,就這樣我們有彼此的微信。有一天,我發現朋友圈里的這個女生開始曬娃,又有一天,我發現她開始賣一種手工皂,每天曬不同的人用這種肥皂洗臉的照片,她還不斷地在朋友圈里現身說法,用自己家的故事夸獎這個品牌,還把朋友們都拉進一個什么群,去聽什么課,我覺得恐怖。
我非常理解她,她大部分的時間要在家里照顧孩子,但還要去掙一點奶粉錢。這不僅是因為養娃很費錢,也是因為她不能讓家里只有老公一個人掙錢。她需要一點經濟上的安全感。
我完全不想過那樣的生活。我覺得在現在的大環境下,女性很難完全解決這種兩難,也許我自己有一天也或多或少會有一點那種傾向。但至少現在我不愿意。
2018年以后,徐棗棗剪了干脆利落的短發,覺得這更符合自己的個性。

我還想再看看情況。如果以后為女性提供的生育政策讓我感到放心,讓我覺得自己的職業發展不會因為生育受到特別大的影響,孩子也不會嚴重地影響我實現自我價值,那我生育的可能性肯定提高。
政策以外,我也要看能不能遇到一個得力的、可以一起共同育兒的隊友。我特別希望男性能在育兒方面有一些學習和成長。很多男性覺得,自己天生沒有能力照顧小孩或者做飯,這樣想是不對的,就像我從前認為只有我媽那樣的人有能力清理房間一樣荒謬。我獨立生活以后,就學會了打理自己,只有先實踐才能學會很多生活上的技能。
我現在沒有刻意地尋找這樣的伴侶,我只是看著朋友們有的遇到很不靠譜的“豬隊友”,有感而發。
我最近忙著工作,也會考慮要不要換一個工作。有很多工作上的事要我去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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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芳
校對:余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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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 凍卵案 單身女性 生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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